評論：救援失聯驢友責任劃分不能一刀切 [復制鏈接]

夏日已至，也到了驢友戶外運動與探險的好時節。外出旅行人身安全總歸是第一位的，但近來發生的一系列新聞卻令人揪心。就在今天，據云南網消息，5月24日，大理三名驢友相約一起登頂蒼山，在返程時，三人就是否繼續向前攀登時產生分歧。其中，62歲的驢友楊某榮執意要繼續向前攀登，然后從另外一條路下山，在和另外兩人約定好碰頭地點會合后，三人分開。但此后，楊某榮就失去聯系，至今失聯已6天，目前，搜救工作仍在開展中。
類似的消息頻頻出現，在今年4月，就有一名福建大學生爬高黎貢山失聯，至今未見獲救消息。深圳27名師生爬山遇險，其中最小的孩子不到7歲，幸而距離市區不遠，最后安然歸來。還有不幸的消息是，就在半個月前，西安一大學生和同學爬完華山下山途中，因雨天山路濕滑，不幸跌落山谷遇難。
每次驢友遇險的背后都是其親友焦灼的擔憂，同時還有當地調動大量資源進行營救的努力，甚至是不計成本地大力援救。如2016年7月，19名驢友秦嶺穿越時失聯求助，根據事后計算，參與本次救援的車輛約為36輛左右，參與救援人員至少超過100人。2016年4月，七名“驢友”前往成都崇州雞冠山探險，沒有按時返家，其家人聯系不上遂報警求助。成渝兩地警方組織了200余人的救援力量上山搜救，最終7人被找到。
耐人尋味的是，當網絡上頻頻發生類似事件后，不少輿論從起初對驢友安危的關心，轉變為對驢友因自己不負責而消耗公共救援資源的指責，甚至出現了“不作死就不會死”“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”等更刻薄的批評。
輿論的轉向背后自然有其內在的邏輯。不可否認，在驢友失聯中，的確有不少人是因為親涉險境，明知探險的地區危險重重，依然不顧他人警告和勸解，甚至故意進入景區設置的“游客免入”區域，進而失蹤或發生危險，這樣的行為的確應當被指責。因為，一個成年人若渴望得到被他人救助的權利，首先就得踐行自我保護、不傷及自己和他人的基本義務，而不是“我任性我就有道理”。而救援部門動用公共人力和財力展開大規模搜救，也不是因為在法律上必須去救助，而是秉持人道主義原則去救援。
換言之，于情于法，在動員公共資源救助驢友這個問題上，二者并不沖突。但在具體事件中，應當避免“一刀切”的做法，要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分析。比如，有些驢友遇險，是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，若在游客可以自由活動的區域突然遭遇山洪，若在登山時因景區安全設施不到位而遇險，在諸如此類的情況里，將責任推給驢友，顯然是不合理的，甚至有時，因旅游監管部門或景區管理者的失職造成了驢友的傷害，還應當向涉事方追責，更不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驢友。在另一種情形下，驢友一意孤行，知險而冒險，將個人追求“巔峰體驗”放置在對公共資源的消耗上，則是不可取的。對于這種情況，或可進行追償。早前，已有景區對搜救進行追償案例，要求任性驢友承擔景區墊付的6.3萬元搜救費用。

在法制更健全的發達國家，相比官方動員公共資源加以援救，在不是特大災難的情況下，民間的救援力量扮演了更重要角色。如成立于1950年的美國救援協會在各州都有救援中心，在業務上救援中心歸地方警察局領導。志愿者和民間力量構成了他們的救援主力，遇有求救時，值班員會通知25名左右的志愿者，要求至少有10人到達現場參加救援。當然，作為社保體系的一部分，救援協會和當地政府也有“合作”關系，在工作場地、救援器材和物資等方面，政府也會大力支持。
相形之下，中國在社會救援的制度化構建和社會整體合作方面，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。很多時候，我們還依賴“事情發生一起、救援進步一點”的思路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與其考慮減少對公共救援資源的消耗，不如著力提升驢友個人安全意識和社會安全教育，畢竟，自助永遠應是先于他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