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迪•安德魯斯所寫的書《上得天堂，下得地獄》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兩次沖動，一次為奮不顧身的愛情，一次為說走就走的旅行。”這句話曾引起過很多人的共鳴。

     在這個快節奏生活的時代，戶外活動逐漸成為城市年輕人中一種熱門的休閑減壓方式。越來越多的人背上行囊，把新奇、夢想、辛苦、歡欣一起放到里面，進行一次“說走就走的旅行”，來一場青春的“大探險”。殊不知，這樣的“探險”，因為盲目，可能會成為“冒險”，甚至失去生命。

    狀況頻發的“戶外活動” “探險”意外變成“遇險”

    8月4日,在宜昌市黃牛巖景區，23名驢友因不熟悉山路狀況被困，與外界失去聯系，而進行搜救的消防戰士吳威松因極度缺水而中暑虛脫。這已是宜昌市半個月來發生的第4起驢友戶外探險遇險事故。在此之前，7月20日，21名探險愛好者在宜昌市興山縣黃糧鎮遇險，20人獲救1人死亡。7月21日，7名探險愛好者在探險途中遭遇洪水，被困長陽野人溪長達16小時。8月3日，20名探險愛好者在夷陵區樂天溪進行戶外探險時一名探險者摔倒骨折，經救援脫險。

    這樣的“探險”不僅曾讓探險者遇險，也釀成過更大的悲劇。在2010年12月12日的黃山，以復旦大學學生為主的18名上海“驢友”通過網上拼團的方式，組團前往黃山未開發區域探險時迷路。經當地部門全力搜救，18名“驢友”安全脫險，但黃山風景區公安局年僅24歲的民警張寧海，卻在營救行動中不幸墜崖遇難。

    當驢友面對追求“徐霞客”式的探索經歷和現實中無法預知的狀況和危險的矛盾，“說走就走的旅行”該不該有呢？

    救援耗費大量公共資源 “說走就走”需承擔責任

    “責任自負、風險自擔”，是如今“驢友”進行戶外探險的基本原則。然而，免責聲明無法免責，出了問題還是要承擔責任。

    為營救誤闖海南三亞小東灣軍事禁區的兩名驢友，海南海警動用了軍艦協助援救。北京“靈山事件”中，北京相關部門動用了直升機以及大量人力物力冒險搜救。上海驢友徐光在喀納斯無人區失蹤時，由當地警方、牧民、戶外探險俱樂部、上海戶外志愿者救援隊組成的多個救援小組上百人對徐光展開搜救。

    諸多“驢友”被困事件的背后，大都存在著出行前無計劃、對探險地點的天氣地勢等因素估計不足、自不量力等問題。甚至還有“驢友”在選擇探險地點時考慮不周全，誤闖軍事禁區等敏感地帶，擾亂公共秩序。此類事件頻發，不僅浪費了公共資源，更令救援人員身處險境，甚至造成人員傷亡。

    部分戶外運動參與者，盲目尋求個人的刺激或“成就感”，既是對自己生命責任感的缺失，也是對社會責任感的缺失。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里，每個人在心里和感覺上對其他人都存在倫理關懷和義務，這是社會責任感。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，使得我們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“說走就走”。這種理想主義只存在青春夢幻的文學里，現實中有滿鬢斑白的父母為遠行的游子牽掛，有無法預知的自然災害阻擋戶外探險的腳步，有心懷不善的人施計欺騙。天真的爛漫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，有時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。

    所以，“驢友”出行前了解基本的安全常識與注意事項，制定合理的計劃，是對自己負責，對家人負責，也是對社會負責。

    “驢友”戶外運動亟需規范 國外管理經驗可借鑒

    雖然戶外探險遇險后的營救工作往往被指耗費大量公共資源，但這種活動在我國尚處于監管真空地帶。目前中國還沒有明確法律法規，對民間自發組織的戶外自助游活動做出規范，也沒有對組織者、參與者各自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做出界定。一旦發生意外，沒有明確的責任人來承擔法律上和經濟上的責任，這也給遇難者家屬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負擔。

    相比之下，國外的戶外活動組織則較為得當，管理也更加規范。華僑大學旅游管理學院副教授謝朝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介紹道，歐美許多國家對自助探險旅游活動的參與者進行進入許可,并按照旅游地的風險等級來要求參與者的資質條件、設備配備條件等，同時將其與能否進行保險賠償進行關聯，從而約束旅游者的個人英雄主義行為。

    “除此之外，還強調利用保險手段來進行風險管控;強調建立融合公共救援、公益救援和商業救援相結合的綜合救援機制,提升旅游安全的救援能力。”謝教授補充說，“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解決驢友之困。”

    在國外，戶外探險不僅是個體的行為，相關的公共服務業也十分完善。不少專家呼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，規范戶外活動參與者的行為，同時也最大限度的保障他們的權益。同時，因所謂“探險”行為造成的侵害，以及占用公共資源或者闖入禁區等行為，也應以立法明文規定補償或懲戒措施，以此來規范“驢友”們的行為。